松井石根的忧郁

 

1.刀锋1937

 

    松井石根一直被认为是南京屠杀的头号罪魁，二战后他也因此在东京审判中获死。但作为一国机要，他为何要发布屠城如此暴戾的指令呢？这里值得商榷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日军攻占南京，是这个国家第一次在国际战争中占领他国首都。这可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日军很占武器优势的冷兵器时代，丰臣秀吉倾尽九州强兵攻击朝鲜，也没有获取过如此大的战果（朝鲜为中国属国的事实与丰臣秀吉的内心期望都将战争的大方向指向中国，再加上占领时间短，所以占领汉城与攻占南京是没有可比性的）。因此这个时候日军在南京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倘若出现不法行为，也必将遭受更多的国际舆论谴责。据史料记载，松井在发到前线部队的指令中明确提到：进城事关国际形象，各进驻南京部队务必整饬军纪，禁止一切劫掠行为；并要保护南京城内各国利益，甚至要求部队必要时设岗哨保护欧美各国领区；同时增组宪兵队，对城内违纪士兵一律从严处置云云（参考：《南京攻略要綱》）。
    根据各方形势来看，这个命令是比较符合当时情况的，也符合日本的利益需要，基本上还是可以采信的。但这条命令为何到了前线就走样了呢？据中方资料记载，日军在南京不接受投降，无差别消灭一切中国军人与抵抗力量，其范围波及平民。入城日军大肆掠夺，数日内受害妇女便不可数计，欧美各国领区均受到不同程度骚扰，甚至连时驻南京的国际和平安全区委员长拉贝（John H. D. Rabe）的私人警备与电技工师都有数人被日军所杀，其乱十数日方止。为什么上面的命令传到下面会如此走样？尤其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以纪律著称的日本军队里，简直是不可想象。这中间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对于今日绝大多数国人看来，此种问题一概可以“民族性”来解释。以残忍蛮横作四字评语，劣等民族做注脚便可解释一切。但当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人文与科技的发展均超越中国，若无战争横断，大正文化定可与飞鸟、镰仓、战国时期的文化成就并列。而那时的中国仅在民国后尚开民智，20多年的发展时间别说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太短了些。而且“30万的野蛮”多少令人匪夷所思，自殷墟起，战国、异族、五胡、十国，再到蒙古与满清，野蛮之举数不胜数，其蛮行杀戮论及个体也不止百万之数。倘若真在近代历史中仍有残忍好杀的日军存在，为何人数仅止近三十万？这里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

 

2.獾猪格格与文艺青年

 

    回到刚才提出的军令失控的问题，这里就有所谓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作为政府来讲如何处理战争中引发的外交纠纷一向是个大问题，即使是蛮横如今日美国在这方面也是慎之又慎。何况当时日本第一次取得这样大的军事胜利，一定也是不想招惹太多的麻烦。松井石根其人在军中以治军严明近乎不近人情著称，陆军派他来做中部中国方面军总司令恐怕也是出自这方面考虑，期望他强硬的手腕能够维持纪律不要多生事端。当时松井并不需要对军略负有太多的责任，而主要抓的是思想纪律建设。以一个近乎指导员职责的干部做军队司令，可见日本方面对进军南京的谨慎，反面也可以看出中方的抵抗力量微弱，日军进驻南京前就已经是胸有成竹。但没想到素来“政治过硬”的松井这回却栽了一个大跟头，最后也因此获死。
    现在看来，问题出在了部队构成上。松井指挥的中部中国方面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组成。其中上海派遣军的司令是朝香宮鳩彦王中将，这个人来头可不小，不仅是日本皇族朝香宮家的初代当主，更是当时明治天皇的女婿。更要命的是，松井一向是军中有名的极左分子，早年在中国时与孙文先生交往甚密，并对孙先生提倡的理论极为倾心。在孙先生对抗袁世凯的行动中也是非常热心，提供了很多援助。而朝香则是一个死硬的右派，恃皇族身份一向骄横，并且是狂热的战争分子，即使在战争后期也叫嚣着与美国“本土决战”。可想而知，松井司令手下带着这么一个活祖宗，其中龌龊摩擦之事自不必多说。
    不出意料地，南京屠杀的始作俑者也正是这“皇阿哥”手下的第16师团，之后第9师团也开始活跃起来。而另一方面的第10军就要相对安静得多。看到这些资料我都不难想象，松井在面对这公子哥的时候有多无奈。
 
3.战时南京经济学速成班

 

    政治方面的分析往往容易让人将问题简单化。比如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胆假设：倘若不是这个蛮横的公子哥，换一个高大靓丽如小四韬略儒雅如安同志的军官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悲剧呢？很遗憾，不仅不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南京屠杀是一定会发生的、无可避免的事件。

 

    这就涉及到我提倡的战争经济学说。如果只是孤立地去看待军政问题，定然会有无数不可解之事件发生，也会给一些问题留下无穷大的发挥余地。在影片《南京！南京！》中，刚开始不久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镜头：先头冲进南京的日军小队看见街边的汽水摊变得异常兴奋，拥上去争着喝汽水。这就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战时补给。
    日军远渡中国作战，补给问题一定是军方首要考虑的大问题。一天的军粮出问题，很可能让之前的战果全部泡汤。最后日军在东亚大陆的溃败，也是因为战线长度超越了军队补给能力的承受极限导致崩盘。根据资料显示，日本中部中国方面军的兵力约在20万上下，攻占南京是个大事情，日本方面必然要搞很多活动。这样这些军队就需要在南京驻扎过新年，以及之后的阅兵等等一系列活动，这就等于这三个多月里南京凭空多了20多万张嘴。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虽说战争让南京很多市民逃亡，使城内总人口基本保持在开战前的水平，但别忘了区域内战争时期的生产能力是要打对折还多的，尤其是对于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攻坚战来说，对城市设施的破坏很严重，其粮食生产能力与战前是不可比的。大米白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怎么办？因此人为地调控人口数量的行为就出现了。
    历史上任何一个粮食供给出现问题的时期都有出现这种行为，而且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在美洲文化中，有以活人血祭的记载。有意思的是出现粮灾的年份，这样以牺牲活人为祭祀的行为就格外多。在美洲文化里，粮食歉收是因为神对人民在这年中的表现不满意，因此需要人血以告慰神灵。事实上，对于一个几百人规模的村庄来说，哪怕牺牲掉十几个人，其对粮食的缓冲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就算是祭祀后的收成与之前持平甚至稍少一些，分到每个人头上的粮食还是增加了的。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神宽恕我们的罪过了，祭祀是有效的。在阿兹台克周边的文化中，越是拿强壮骁勇的战士做祭品，神越会满意。想想看也是肯定的啊，强壮的青年平时消耗的粮食就比一般人多，自然这种祭祀的效果就要好。
    如果说这种祭祀还有宗教和一些浪漫色彩的话，战争时期因为粮食问题而引发的人口调节的表现形式就要残酷得多：屠杀。杀掉一定的人，使城市里剩余的人保持在驻军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同时还要保障一定的城市机能能够正常运作，因为你占了一个瘫痪的城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看来“30万”的问题就好解释了，从这一点来看屠杀很有可能是日军之前就计划好的，而且是精确到数字上的。至于为什么还要派松井这样的人来维持纪律，这就涉及到日本军部、天皇内阁甚至在中国当地的黑龙会几方面间的势力搏弈了。至少这说明在日本国内还是有温和的势力存在的，只不过最后被更强硬更现实的势力压倒了。

 

    同样也是那个镜头之后不久，这几个日本兵发现教堂内挤着很多中国人，他们当时的惊恐溢于言表，那个叫救兵的日本兵癫狂得近于崩溃。这个情节又指向了一个问题：兵员集结。假如说今天北京遭受攻击，那想要集结百万青年士兵是很容易的事情，甚至在两天之内就可以完成武装集结。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就算是以木棒板砖装备百万士兵也够你一戗，因此古人说“揭竿而起”是非常形象的。但你要是攻击一些地广人稀的区域，比如说西部省份，可能人口总数要比北京市还要多，但是临时兵力的集结效果就要差很多，因为人口是处于稀释状态的，远不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密集。
    当时的南京是大城市，人口近百万，虽然唐生智的主力部队已撤退，但在日本的空中火力下南京的很多通讯设施遭到摧毁，很多部队甚至都没有收到撤退的命令。这种情况下城内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很容易就可以带领民间力量进行抵抗行动，如果组织得当，在一夜间取得压倒日军的人数优势是绝对有可能的。所以说日军进南京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事实上有记载的抵抗行为也是很多的，日军在城内也挨了不少冷枪。因此屠城对于日军来说就更是必须采取的手段。

 

    屠杀还有一个意义是造成区域性的恐慌，让江浙一带的城市人人自危，这样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逃亡。当时的政府放弃南京，以汉口为过渡，最后立重庆为首都，这种情况下东部很多人口也跟随着逃往西南。但是人这一走可不简单呐，路上人是要吃饭的，很多粮食和生产资料也都随之转移了，这样东部的城市不仅存粮减少很多，生产能力也下降不少。如果一个城市只有驻军而没有正常的城市生产与经济行为的话，那和空城是没有区别的。指望驻军去种地不仅不现实，生产效率也要差很多。这样在南京的大规模屠杀就把补给的压力转移给了接下来马上要交手的敌人身上。同时大规模的难民涌入没有战事的西南后方，也在短期内给当地带来很大粮食压力，随之也会产生很多治安问题，这样你也需要调整缓冲。因此综合这几方面来看，屠城不仅是当时日军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也是必须的手段。这样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顶着那么大的国际舆论压力，日军也要做这件事情了。这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更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

 

4.战争之后与关于几个倒霉蛋和公子哥的八卦

 

    之所以谈起这些，都是看完影片后有感，并不是想替谁开脱，也无意宣扬屠杀的必然性。当历史的齿轮从我们身上碾过之后，有人被突出的锯齿钉死了，有人在两个锯齿之间的空隙里还活着。但每个活着的人睁开眼，看到的一定都是自己身边的两具尸体。面对大时代的冲击，我们不仅无能为力，甚至连选择生死的权利都没有：死了的就只能死了，活着的也不能再想死什么的，哪怕活得很勉强。因为从很多人死在你面前那一刻起，你就不是再为自己活着了。
    从人性的角度看战争，大家都是失败者。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都已不重要。

 

    最后再说一点有意思的小故事，都是找历史资料过程中发现的一些边角料。拉贝（John H. D. Rabe）回德之后，一再向元首上书指责日军暴行，最后被盖世太保抓去进行“党内教育”。出狱之后就老实了，守口如瓶打死我也不说了。没过几年又被苏联抓纳粹的抓走了，好在有南京这段经历又把他放出来了。晚年很穷，好在台湾很念他的情，每年都给他一些钱，勉强能维持生活。他晚年被糖尿病困扰，最后1950年死于脑梗。
    90年代他的日记出版，里面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暴乱以及一些中国秘密的事情，反正把两边说的都挺不好。最后来一注脚：这就是亚洲。我就草他妈。
    关于拉贝也有很多其他的说法，比如一些日本黑龙会成员指认他是在中国的黑市武器代理商人，为中日两方都提供过武器交易。呵呵。

 

    松井石根也很倒霉，倒霉的程度非常厉害。开战的时候他就57岁了，本来是预备役。37年夏天突然就被征调为中部中国方面军总司令，打完南京之后，1938年3月中部军编制解散，他也就回国，7月担任内阁议员。也就是说他在中国的参战经历只有这半年多，就招了个死罪。呵呵，说什么好呢。
    实际上他这样的左派在当时极右的日本军部里肯定是不得烟抽的主，1928年他主张处罚策划谋杀张作霖事件的人，也让他得罪了很多人。最后担任议员也是不得志，1940年就提出了退休。退休之后回老家成立了兴亚观音庵，自己就住在山里每天诵读观音经，为在战争中死难的中日军民祈福。
    但饶是这样也没跑了他们美国爸爸的火眼金睛，一样被作为战犯抓去了巢鸭监狱。在狱中他衣食朴素，每天早起依旧诵读观音经。当然他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因为美国野爹的政策是不处罚日本皇族，他在军中既无靠山也不是红人，所以南京屠杀的替罪羊非他莫属。私下他也留下了“杀身成仁”这样的书法作品，和“虽作为祭品而死，但为国捐躯我无怨无悔”这样的辞世歌。只是他说的“祭品”是指自己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还是说自己是政治斗争的替罪羊呢？恐怕也没人知道了吧。

 

    东京审判中，只有松井石根在A项中的“反人类反和平罪”中被裁定为无罪，只是因为对南京暴行治军不力监管失责按第55项诉讼被判定为有罪。在1948年12月与其他A级战犯一样在巢鸭监狱处绞刑。但在东京审判中，他是BC级战犯。即使是今天的日本方面，也强调他是作为BC级战犯与其他A级战犯一起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强调的意思就是你不够格，这是对你的恩典。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给这个倒霉的老头最后一丝关怀么？

 

    再说说那个公子哥吧。朝香宮鳩彦王因为是皇族逃过了他美国爸爸的制裁，把自己东京港区芝白金台町的官邸借给了日本外务省（现在是东京庭院美术馆，挺有风味的一所建筑），自己乐得逍遥每天打GOLF度日。后来还成立了东京GOLF CLUB，任名誉会长，在名流界玩得不亦乐乎，人称“GOLF皇阿哥”。膝下四个孩子，活到1981年93岁的时候才死。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善终？
    操。